叔父邓春澍的悲惨晚年

 老了老了，记忆反而倒清晰起来，想想今年正好是二叔邓春澍诞生130周年。近日，随着钱克之先生的来访，在谈到二叔的身世以及二叔的遭遇时，勾起了我对二叔的无限怀念。

　　我爷爷邓伯训，武进魏村镇邓家村人，听父亲讲，爷爷当时入赘到常州化龙巷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马家，因马家无男丁，爷爷到马家后，凭着自己的才学，为马家撑起了一片天。他开办了一所私塾，认真勤恳地教书，培育出了不少有识之士，钱名山也是他的得意门生之一。爷爷先后生育了五女二子，在爷爷的熏陶下，长子（我的父亲）马春先，次子邓春澍从小就好学，熟读四书五经，长大后博学多才，满腹文采。兄弟俩也是马家的骄傲。我父亲喜欢雕刻，特别擅长西瓜皮雕刻，他能把整个西瓜顶端切一小口，然后掏空里面的囊，在薄如蝉翼的西瓜皮上雕刻出金陵十二钗、西厢听琴、貂蝉拜月等人物和各种花卉、山石，再配上灯光，简直是栩栩如生，玲珑剔透，当时在人民公园等多地展出过，参观的人无不称奇。

　　我的二叔邓春澍，1884年出生。因二叔为次子仍随父姓邓，号佛青、青城，别号石圣，更戏以“邓峦”或“邓鸾”自号。他十一二岁就能诗会画，能书会写，到20世纪初便成为当时画坛的佼佼者。二叔擅写人物、山水、花鸟，尤喜山和石，他的书法、诗歌、篆刻也颇有造诣，以诗、书、画、印而成名。他的每一幅作品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故事，画中的山水、花鸟也被赋予了生命，著有《四韵堂印存》、《两宜室随笔》、《青城石谱》、《胜游图韵》等书，代表作《三秋图轴》轰动一时，《奇石双桃图》等作品参加了当时中华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。二叔的作品离不开山石，人称 “石圣”。然而他的人生就如同一块磐石，生性倔强、多才多艺的他一生命运坎坷：不贪图功名，不做昧良心的事，不会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但也不会对不平之事冷眼旁观。

　　我二叔一生善良仁义，俭朴正直，谁家有困难，只要他知道，就一定会想法帮助。不但家中老母由他扶养，几个妹妹也都靠他接济，甚至外甥也是由他来养育。他帮助过的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不计其数，他弘毅宽厚的性格随同他的作品流芳百世，然而，耿直倔强的禀性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。

　　20多岁的时候，父亲与二叔继承父业，共同开办了私塾。风华正茂的二叔娶了二婶，二婶知书达理，但身体柔弱，生下大女儿后不久就离他而去。二叔为了离开伤心之地，带着女儿搬到白云渡驷丰桥靠近马三埠居住，续弦一位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王氏，生下2个儿子，还收养了孤儿院的一男孩。本就家底殷实，再加上这几年二叔的努力，家中生活富裕。我记得有三间正大厅，每个厅里都挂有二叔的字画。练笔是必修的功课，二叔在画室里经常做功课到深夜。他家里也经常是访友不断，宾朋满座，在厅里给学生上课，迎客议事，我也是最喜欢窝在二叔家看他吟诗作画，会友接客，上课教学。他教我们兄妹识字，还专门教我描绣花图，春天带我们出去旅游，在我每年生日的时候都会给我画一幅画像；他不但给学生上课，自己也不忘拜师学艺，有时为了取一个景，找一块石，外出登山觅宝，临园描摹，从山水花鸟中找到创作的激情与灵感。而且常常一出去就是很长时间，找导师切磋，与同道探讨，在旅途中还专门设帐授徒，在常武地区影响很大。他的画不仅在上海霞飞路专门设展，还多次在江浙地区展出，颇受当时画界注目。

　　噩梦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。记得是1937年的夏秋之交，日本人打进了常州，鬼子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市民们四处出逃。我父亲和二叔带着简单的行李和父亲的雕刻工具、二叔的纸、笔，带着10余口家人逃难到了厚余亲戚家才算暂时安顿下来。在这穷乡僻壤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房里，吃不饱，睡不好。但即便是这样，二叔的笔还是没有停下来。

　　辗转一年多，结束了颠沛流离的逃难生涯，回到常州城，原来的家已是一片废墟。二叔本想与鬼子一拼了之，但想到一家老小，只得强忍着悲痛，从废墟堆里扒出几件破焦的衣服和一些生活用品，借租了房子，安顿下一大家子人。

　　接下来的生活可想而知，鬼子到处横行霸道，二叔的画也变得一文不值。生活拮据不说，可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小儿子因患伤寒不幸夭折；女儿嫁人不当，公子哥女婿吸毒成瘾；妻子屡受打击而患上抑郁症；养子因不愿当亡国奴，与5个有志青年结伴到根据地参加抗日，不料在汉口的战乱中阵亡；家中还有80多岁的老母……家庭的重担，全落在了他一个人身上。 

     好不容易熬到常州解放，才华横溢的二叔抓紧一切时机，创作出许多清新脱俗、细腻流畅、自成一格的传世作品。我结婚以后，逢年过节，他总将珍藏的大师的作品和他创作的春联扇面送给我们（可惜在文革时都给毁了）。他为我两个儿子起名配诗。过年，他要吃我包的团子、馒头；夏天，我给他准备他最喜欢的铁锈瓜等果品，听他讲故经，陪他出去寻景。那时也是我们最舒心的日子。

　　谁知噩梦还是没有结束。几个妹妹分别出嫁后，他有着操不完的心。二妹嫁给了前北岸吕姓的官宦人家，不料妹婿是位纨绔子弟，把二妹当作出气筒，非打即骂，最后，抽上了大烟，把家中所有可以变卖的东西都卖了，直到最后戒毒死在牢中。二妹的精神崩溃了。这时，她的婆家人占据了二妹家的房产，还拿走所有房产地契，把孤苦伶仃的二妹和两个孩子逼到侧房居住。二叔忍无可忍，按照文人的方式，写下一副对联（年代久远，具体怎么写已不记得，只记得是针对妹婿家的过分行为写的讽刺辞）宣泄心中的不平，维护妹妹的权益。谁也没有料到，正是这副对联，葬送了叔父的生命。

　　一个月黑风急的夜晚，二叔把对联贴在了妹妹被人占据的大门上，不料，别有用心的人把对联取了下来，把它贴在了驷丰桥头，那时正是土改时期，他们说这副对联是对政府、现实不满，硬是给叔父套上了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反革命帽子，无情地把他送进监狱。抄家时，又发现他珍藏着与李宗仁先生合影的照片，更是罪加一等。

　　据同牢的狱友叙述：二叔在牢里是铁骨铮铮，宁死不屈，有人劝他认错，劝他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可他反复强调：我是非常拥护共产党的爱国人士，我的书画可以作证。我写的对联是就事论事，没有错，是强加给我的帽子。在那个法制不健全的年代，他被迫戴上脚镣手铐，遭受严刑酷打，直到奄奄一息时才被保释出来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1954年的夏天，堂姐悄悄地把我叫去，说二叔回来了要见我一面，我偷偷从后门溜进去，看到他，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！他哽咽着，颤抖着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好孩子，你来了……”就再也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慢慢地伸出双脚——我看到了这辈子无法抹去、永远留在脑海里的两条腿，瘦骨嶙嶙，小腿上深陷的几圈镣铐血印已溃烂发臭，在那个非常时期，我无法用语言安慰，只能与二叔相拥而泣。连续的高烧不退，茶饭不进，回来的第七天，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我们。可是我们连哭都不能出声，唯恐反革命帽子从天而降。当时的二叔家穷得叮当响，二婶已麻木，姐姐六神无主，我冒着风险，买了口棺材把他草草葬了。更不幸的是，他最引以为骄傲的大儿子随后卧轨自杀——名牌大学毕业后从事地质勘探的大儿子，众人眼里的青年才俊，被父亲牵连打成“右派”，父亲含冤而去，他无辜受屈，一直靠他资助至大学毕业、相恋八年的女友又抛弃了他……

　　二叔生平最喜欢于谦的“石灰吟”：千锤百凿出深山，列火焚烧若等闲，粉身碎骨浑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，这也是名副其实的“石圣”的真实写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