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育改革先驱张鹤龄

  张鹤龄(1867—1908)，字长孺，号啸圃，武进城区人。光绪十八年（1892年）中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改任户部主事，后任湖南督粮道和按察使、奉天提督学政等职。中国教育改革和文字改革先驱。

　　张鹤龄出生在武进一个知识分子家庭，从小勤奋好学，20岁时就熟悉中外政治历史，并写得一手阳湖美文，还与常州的吕景端、董康、刘葆真、刘葆良等青年好友开设过编译社，阅读和研究外国著作。他们深窥中西学术，一起探讨救国道理。他们已经看到经史之学已不能促使中国图强，认识到只有科学文化才是富强之举。他在《变法经纬公例论》中说，只有通过变法改革，废科举，兴学堂，提倡实务，才能挽救内忧外患的中国。

　　1892年（光绪十八年），25岁的张鹤龄中了进士，授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馆改任户部主事。1898年实施“戊戌变法”，张鹤龄积极主张革新变法，并撰写了《变法经纬公例论》。当时的吏部尚书张百熙看了这部论著，大加赞赏。张百熙当时正主持京师大学堂事务，他很快奏请朝廷，聘任张鹤龄为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。为了普及新学，张鹤龄又于1903年受命起草《学务纲要》（通称《奏定学堂章程》），由张百熙、张之洞等大臣向清廷奏准颁布全国，从此，各地新式学堂陆续开办起来。后应湖南巡抚赵尔巽的邀请，张鹤龄调湖南任督粮道和按察使等职。当时湘抚属官，实行藩台与臬台的两司制，教育事业由按察使（臬台）兼管。张鹤龄对办学事务亲自规划和布置，湖南的新学堂发展很快。赵尔巽说：“湖南之兴学，莫盛于此时。”

　　1906年4月，张鹤龄又被调任奉天提督学政。当时的奉天，由于日俄战乱，呈满目疮痍景象，加之边塞关外，文化落后，教育师资尤为缺乏。张鹤龄任奉天提督学政后，首先重视培养教育师资，到关内聘请有教学经验的学者赴奉讲学，同时筹办师范简易学堂、师范简易科、师范专习所和体操专修科等教学机构。这些简易师范生经学部考核验收，成绩较好，受到学部嘉奖而传示全国。接着，张鹤龄又陆续创办了格致测算专修科、实验学堂、省立中学堂、商业学堂以及省城图书馆等。这位张学台对图书事业尤为关注，他专拨巨款，在沈阳大南门建筑新图书馆，派人到关内采购大量西洋现代科学书籍。张鹤龄又成立了省教育会，督促各州县设立劝学所，鼓励私人捐款办学。据记载，张鹤龄初至关外时，奉天仅数十校舍，且破敝败落，到1908年底，全省各类学堂已增至2122所，在校学生达8.5万人。张鹤龄在东北办学，真可谓费尽心机，各项学务诸如学堂规章、课程设置等，他无不躬亲过问。由于终日忙碌、劳累过度，他积劳成疾，仍抱病批览下属的视学报告，还召集各处绅士商量办学事宜。至1908年9月，他病势转危，溘然长逝，年仅42岁。他为振兴东北的教育事业而呕心沥血，据说奉天人谈及张学台无不流泪悲恸，若失所依，哭吊者接踵于灵前。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曾有“天下言贤学使皆曰张公”的结论。噩耗传到常州，故乡人亦为之哀伤唏嘘，他的灵柩葬于武进安西乡。

　　张鹤龄这位力主科教兴国、变革旧教育的改革家，对故乡常州的兴学亦有所贡献。1905年，常州知府徐星璧和士绅恽祖祁等人，发起创办“常州府学堂”，但在筹集办学资金，确定学监（校长）人选等问题上遇到了困难。这时，已赴奉抵任的张鹤龄因母病乞假回上海，有人便邀约他返回故里。这位学台大人回到常州后，便亲自召集各方有关人士，从长计议，婉转劝导，于一日之内便将经费来源和学监人选，一一迎刃而解。可见他的威望和办事魄力不同一般。